《别闹了，费曼先生》摘抄
第一天上工时，另一位管理食品的女士告诉我，通常她会替值夜班的人准备火腿三明治或其他宵夜。我说我喜欢甜点，如果晚餐有剩下来的甜点，就再好不过了。第二天晚上，我值大夜班，侍候那群玩扑克牌的客人。凌晨两点多，我坐着无所事事，正觉得无聊，突然想起有甜点可吃。打开冰箱一看，她居然留了六份甜点给我！有巧克力布丁蛋糕、果冻，应有尽有！我坐下来把六份甜点吃个精光，真是过瘾！
第二天，她对我说：“我留了份甜点给你——”“甜点很棒！”我说，“真的都棒极了！”
“但是我留了六份甜点的原因，是我不知道你喜欢哪一种。”
从此，她都会留六份甜点给我，种类也许不一样，但总是有六份。
（在少年费曼各种古灵精怪的轶事里，这个小故事尤其显得美味又温暖。）
舞会奇遇
在一次舞会中，我和一个女孩跳了好几支舞，但都没有说什么话。最后她说：“你——胡——条灰常好。”我不太明白她的意思，她说话有点困难，但我猜她八成是在说“你舞跳得非常好。”于是我说：“谢谢，跟你跳舞是我的荣幸。”
我们走到桌边，跟她一起来的朋友也找到男伴，我们四个人就坐在一起。这两个女孩，一个有严重的重听，另一个几乎全聋了。
她们交谈的时候，用许多快速的手语动作，偶尔发出一点声音。我倒不觉得这有什么关系，她们人很好，舞也跳得好。
再跳了几支舞以后，我们坐下，她们又开始以手语交谈，比来比去。最后，她终于和我说了一些话。我猜她的意思是，要我们带她们去某家旅馆。
我问另外那个家伙想不想去。
“她们要我们去旅馆干嘛？”他问。
“我不知道，我们还没沟通得那么好。”但其实我不需要知道这些，我只觉得这很好玩。我很好奇将会发生什么事，就像探险一样。
另外那个家伙害怕，不想去。最后，我带着这两个女孩搭出租车去那家旅馆。到了以后，发现那里有一个专为聋哑人举办的舞会，他们都是同一个俱乐部的会员，而且很多人都能感受到音乐的节奏，随之起舞，还会在乐曲结束时鼓掌。
真是太有趣了！我觉得我好像在语言不通的国外一样。
当然，我还是可以讲话，但没有人听得到我的声音。大家都用手语交谈，我一点也看不懂！后来，我请一个女孩教我几个简单的手语，就好像学外国话一样，完全是为了好玩。
每个人都很快乐而且自在，彼此开开玩笑，脸上全挂着微笑，似乎没有什么沟通上的障碍。他们交谈的情况和使用其他语言没什么两样，只有一件特别的事：不用手语沟通的时候，他们的头会不停地转动。我突然省悟到那是怎么一回事：如果有人想插嘴或打断别人的话，他不可能大喊：“嘿！杰克——”他只能以手语表示，因此如果没有经常环顾左右的习惯，根本察觉不到有人想插话。
他们在一起非常的轻松自在，反而是我要想办法不那么局促不安，那真是一次奇妙的经验。
（刚开始看到说要去旅馆时，我可耻地想歪了，没想到居然个神转折。看到“每个人都很快乐而且自在，彼此开开玩笑，脸上全挂着微笑，似乎没有什么沟通上的障碍。”觉得很有些感动，为这些沉浸在自己世界中的残疾人，也为毫无介怀地融入这个小世界的费曼。）
捉弄女服务生
大三、大四的时候，我经常光顾波士顿的一家餐厅。我常常一个人连续几个晚上都到那里吃饭，所以餐厅的人都认识我，负责招呼我的是一个叫苏丝的女服务生。
我注意到他们总是非常匆忙，奔进奔出。有一天，纯粹是出于好玩，我把小费——两个 5分美元的硬币——放在两个玻璃杯里、把玻璃杯装满了水。用卡片覆盖在杯子上，然后把杯子翻过来放在桌上，把卡片抽走。由于我把杯子盖得很紧，空气进不去，因此一滴水也没漏出来。
我把小费分别放在两个杯子里，是因为我知道他们总是很忙，如果我把小费全放在一个杯子里，他们在收拾桌子时，匆忙中一定会把杯子拿起来，水全部流出，然后就此结束。现在的情况是，她拿起第一个杯子，发现有水之后，她要怎么样处理第二个杯子呢？她一定不敢直接把杯子拿起来。
走出餐厅的时候，我向苏丝说：“小心，你拿给我的玻璃杯有点古怪，上面是满的，下面却有个洞！”
第二天我再到这家餐厅去，发现他们换了个新的女服务生来招呼我，苏丝再也不理睬我了。新的女服务生说：“苏丝气坏了，她叫老板出来，两个人研究了老半天，但他们没空慢慢讨论该怎么办，最后决定还是就那样把第二个杯子拿起来，结果水流得满桌，简直是一塌胡涂，苏丝还滑了一跤，他们都很生气。”
我大笑。她说：“这一点都不好笑。如果有人这样对你，你会怎么办？”
“我会拿一个汤碗，很小心地把杯子滑到桌边，然后让水流到汤碗里，水就不用流到地板上了。然后，我再把铜板拿起来。”
“噢！这主意不错。”她说。
那天晚上，我把咖啡杯翻过来盖在桌上，把小费放在里面。
第二天晚上我到餐厅时，还是同一个服务生在招呼我。
“昨天晚上你为什么把咖啡杯盖在桌上？”
“我是想，即使你那么匆忙，你还是会跑回厨房，拿一个汤碗，然后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把杯子移到桌边……”她抱怨：“我就是这么做，但杯子里却一点水也没有！”
（简直是个段子手了啦）
念麻省理工学院时，我只对科学有兴趣，其他科目都不在行。但是，学校有个规矩：你得修几门人文课程，好沾染一点“文化”气息。于是，我拿着选修科目表从第一行开始看起。没想到“天文学”被归作人文科目！那一年，我就藉着“天文学”逃过一劫。到了第二年，我又拿着选修科目表继续往下读，看看除了天文学之外还列了些什么玩意。终于，跳过了法国文学之类的科目后，我发现了哲学。这是我所能找到跟科学最接近的东西了。
在谈哲学课的事之前，让我先谈谈英文课。教授规定我们要按某些题目来写文章。例如我们奉命评论米尔（JohnStuart Mill）讨论自由的文章。但是我没有像米尔般讨论政治上的自由，我写的是一般社交场合中的自由问题，像为了表示礼貌而假装或说谎；还讨论这种永无止境的伪装把戏，会不会带来“社会道德的败坏”？这是个有趣的问题，但并不是原来的写作方向。
另一次，我们要评论的是赫胥黎（Huxley）的《一枝粉笔》（On a Piece of Chalk）。在文章里，他谈到了手中握着的一枝普通的粉笔，原是动物骨头残骸，地球内部的力量把它往上推，成为白灰崖的一部分。后来被人采来做粉笔，在黑板上写东西、传达观念。
我没有依照老师指定的文章，而另外写了一篇模仿之作，题目是《一颗灰尘》，讨论灰尘如何造成夕阳的五彩缤纷以及促成雨水凝聚等等。我总是耍赖，永远在逃避。
但当我们要就歌德的《浮士德》写作文时，我简直没辙了。《浮士德》是本长篇大论的巨著，要模仿它或变其他花样都很难。我简直发狂了，在兄弟会宿舍内走来走去，不停地说：“我写不出来，我不要写了，我就是不写了！
兄弟会的哥儿们说：“好吧，费曼，你不要写。但是教授会认为你是因为不想写才没做功课。你还是应该写一篇字数差不多的文章，附张字条说你实在看不懂《浮士德》，你对这本书就是没感觉，没办法写出来。”
我照着做了，我长篇大论地写《论理性的限制》。我确实曾经想过“以科学技巧来解决问题”可能会有的种种限制，像道德价值就不可能靠科学方法来评定等等。
这时候，又有另一位兄弟提出建议。他说：“费曼，这样是不行的，你不能交一篇和浮士德毫不相干的文章。
你应该想办法把你写的文章和浮士德扯上关系。”
“这太荒谬了吧！”我说。但其他兄弟会的朋友都认为这个主意很好。
“好吧！好吧！”我心不甘情不愿地说，“我会试试看。”
于是，我在写好的文章后面又写了半页，说浮士德代表精神，魔鬼则代表理性；歌德在作品中要展现的是理性的限制。我加油添醋，东拼西凑，把文章交出去。
教授把我们一个个叫去，个别讨论我们的文章。轮到我时，我作了最坏的打算。教授说：“文章开头写得不错，但关于浮士德的内容有点太简略了，否则这会是很不错的文章，你得Ｂ＋。”我又过关了！
（这是在黑文科生对吧？对吧！）
我们也常常为邻近的小孩表演魔术——利用化学原理的魔术。我这朋友很会表演，我也觉得那样很好玩。我们在一张小桌上表演，桌上两端各有一个本生灯（Bunsenburner），上面放了盛着碘的小玻璃碟子——表演时，它们冒出阵阵美丽的紫烟，棒极了！
我们玩了很多花样，像把酒变成水，又利用化学颜色变化来表演。压轴是我们自己发明的一套戏法。我先偷偷地把手放在水里，再浸进苯里面，然后“不小心的”扫过其中一个本生灯，一只手便烧起来。我赶忙用另一只手去拍打已着火的手，两只手便都烧起来了。（手是不会痛的，因为苯烧得很快，而皮肤上的水又有冷却作用。）于是我挥舞双手，边跑边叫：“起火啦！起火啦！”所有人都很紧张，全部跑出房间，而当天的表演就那样结束了！
后来，念大学时，我告诉兄弟会的兄弟这些故事，他们都不相信：“胡扯！不可能的！”为了说服他们，我经常必须做各种示范表演。像有一次，我们争论尿液是不是由于地心吸引力作用而排出身体外，我是持反对意见的一方。为了证明，我便一边倒立、一边小便给他们看。另外一次，有人说如果阿斯匹林跟可口可乐一起吞进去，你会立刻昏倒；我跟他们说这真是废话连篇，便提议试给他们看，接着，他们却开始争论到底要先吞阿斯匹林再喝可乐，或者先喝可乐再吞阿斯匹林，还是把阿斯匹林溶在可乐里喝。于是我找来六颗药片和三瓶可乐：第一次，吞了两颗阿斯匹林，然后喝可乐；第二回，我把阿斯匹林溶在可乐里头，喝掉；最后，我把第三瓶可乐喝下去，再吞阿斯匹林。每一次，那些呆瓜都站在我身旁，预备我昏倒时把我扶着；但什么也没有发生。我倒是记得，那个晚上我睡得不怎么好，最后起来做了很多功课，证明了好几条黎曼－西塔函数（Riemann-Zeta function）。
我说：“好吧，各位兄弟，我们去找些苯回来吧！”
他们把苯找来，我把手放在水里浸，再放在苯里，然后点火……却痛得要命！原来，隔了那么多年，我手背上长出毛来了——它们就好像灯芯的作用一样，吸收苯而燃烧；但小时候表演时，手上根本没有毛！不过。在众多兄弟面前表演过后，我的手背上的毛也没有了。
（笑得差点从床上掉下来，论著名物理学家费曼作死的一百种方式）
轮到我做报告之前一两天，我在走廊上碰到维格纳。“费曼，”他说，“我觉得你跟惠勒合作的研究很有趣，因此我已请了罗素来参加你的研讨会。”罗素（Henry NorrisRussell），当代大名鼎鼎的天文学家，要来听我的报告！
维格纳继续说：“我想冯诺曼教授也会有兴趣。”冯诺曼（John von Neumann）是当时最伟大的数学家。“而刚巧鲍立教授从瑞士来访，因此我也请了鲍立来。”天哪！鲍立（Wolfgang Pauli），1945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也是很有名的物理学家呢！这时我吓得脸都黄了。最后维格纳说：“爱因斯坦教授很少参加我们每周一次的研讨会，可是你这个题目太有趣了，因此我特别去邀请他，他也会来。”
这时我的脸一定变成绿色了，因为维格纳还说：“不！
不！不用担心！不过我得先提醒你：如果罗素教授边听边打瞌睡——而他是一定会睡着的——那不表示你的报告不好，他在每个研讨会中都打瞌睡。另一方面，如果鲍立教授不停点头，好像表示赞同你说的一切，也不要得意，鲍立教授患了震颤麻痹症。”
（小透明见到真大大的心情）
我在中学时学过机械绘图，但看蓝图我并不在行。他们把蓝图摊开来、向我逐步说明，以为我真的是个天才。
事实上，他们需要避免的是材料过量堆积。例如，有蒸发器的地方就会出现问题。蒸发器会积存材料，如果它的阀门卡住了或别的地方出了毛病，材料累积大多，就会爆炸。这两位工程师向我说明，在新设计里，任何一个阀门卡住也不会发生什么事故，各部分起码都有两个阀门。
接着他们说明整个运作原理：四氯化碳从这里进来，硝酸铀从这里流到这里，往上，往下，沿着管道跑到上面的楼层，咕噜咕噜——走过一整叠的蓝图，上——下——上——下；他们说得飞快，解释的又是十分复杂的化学工厂。
听得我头都昏了。更糟的是，我又看不懂蓝图上的符号究竟代表什么！有个正方形、中央有个小十字的符号，在蓝图上随处可见，起先我以为它代表了窗口，但它不可能是个窗户，因为，它都不是位在建筑物的边缘。我很想问他们：这到底是什么？
你大概也曾陷进过这种没有适时发问的窘境之中吧！
如果一开始就发问，便什么问题也没有了，可是现在他们说的已经多了那么一点点，我也犹豫太久了。如果你问他们到底在说什么，他们会说：“为什么不早问？白白浪费了我这么多的时间？”
我怎么办呢？我灵机一动：也许它真的是个阀门呢。
我指着第３页蓝图上其中一个神秘的十字符号，说：“如果这个阀门卡住，会发生什么事情？”心里预期他们会说：“这不是阀门，先生，这是个窗口。”
他们之中的一人看着另一人，说：“嗯，如果这个阀门卡住了……”对着蓝图从上看到下，从下看到上，另一个工程师也从上看到下，从后面看到前面；然后他们互相对看，转过头来向着我，嘴巴张开，好像两条惊吓过度的鱼般，说：“你说的完全正确，先生。”
于是他们卷起蓝图离开，我们一起走出房间。一直在旁的森瓦特说：“你真是个天才。上次你在厂房内走一趟，第二天早上随口提起第90—207号建筑的C—21号蒸发器，我就觉得你是个天才了，”他说，“刚刚你的表现是那么的杰出，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我告诉他，我要做的是弄清楚那是不是阀门。
（简直是个大忽悠哈哈哈）
在我抵达医院数小时后，阿琳去世了。护士进病房来填写死亡证明书，然后离开。我陪着阿琳又过了一会儿，无意中看到我送给她的闹钟。那是７年前的事情了，当时她才刚感染上肺玻在那些日子里，这种数字钟算是很精巧的东西，它利用机械原理，能够显示数字。由于它结构极为精巧，因此很容易故障，隔不多久我便须动手修理一下；但多年来我还是没把它丢掉。这次它又停摆了——停在９点２２分上，刚巧是死亡证明书上记下的时间！
记得在麻省理工念书时，有一天在兄弟会宿舍里，无缘无故地心电感应，觉得祖母去世了。紧接着电话铃声突然响起，不过电话不是打给我的，祖母还健在。这件事让我印象深刻，经常惦着也许有一天，别人会告诉我结局相反的故事。我想那也很可能碰巧发生，毕竟那时祖母已经很老了。当然，如果真有那样的事，很多人会认为是种超自然的现象。
阿琳生病期间，一直把那只钟放在床边，它却刚好在她去世的那一刻停顿。我明白，那些对这类事情疑信参半的人，在这种情况之下，不会立刻去研究事情的真相；他们会认定没人碰过那时钟，事情无法解释；而钟确实停了，确实可以算是一件惊人的超自然案例。
不过我注意到房间的灯光很暗，我甚至记得护士曾经拿起钟来，迎着光以看清楚一点，那很容易就把它弄停了。
我到外面走了一会。也许我在骗自己，但我很惊讶，自己竟然没有感觉到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应有的感觉。我并不愉快，也没有觉得特别难受，也许那是因为７年来已有心理准备，这件事早晚会发生。
我不晓得如何面对罗沙拉摩斯的朋友。我不想别人愁眉苦脸地跟我谈这件事。回去之后——路上又爆了一个轮胎——他们问我发生了什么事。
“她过世了。工作进行得怎么样？”
他们立刻明白，我不想镇日沉埋在哀伤里。很明显，我对自己做了心理建设：正视现实是那么重要——我必须慢慢厘清发生在阿琳身上的是怎么一回事——以致于一直到好几个月之后才哭出来。那时我在橡树岭，刚巧路过一家百货公司，看到橱窗内的洋装，心想阿琳一定会喜欢其中一件，就再也按捺不住了。
（查了下，资料说费曼娶阿琳是得知恋人得了肺结核，为了更好地照顾恋人不顾家里反对，坚决要和阿琳结婚。阿琳死时他没有流泪，甚至没有觉得特别悲痛，几个月后路过百货公司，看到橱窗里的洋装，心想阿琳一定会喜欢，那一刻终于泪如雨下。这个细节真是虐瞎。）
冯诺曼教会了我一个很有趣的想法：你不需要为身处的世界负任何责任。因此我就形成了强烈的“社会不负责任感”，从此成为一个快活逍遥的人。大家听好了，我的不负责任感全都是由于冯诺曼在我思想上撒下的种子而起的！
（喂！不要随便让别人替你背锅啊！）
研究了很久以后，我才明白，原来我的学生把什么都背得很熟，但完全不理解自己在背些什么。当他们听到“从具备某个折射率的介质反射出来的光”，他们完全不晓得这就是指“水”之类的东西。他们不晓得“光的方向”就是当你看着一些东西时的方向，诸如此类。因此当我问“什么是布儒斯特角”时，我就好像在向一台电脑问问题，而刚好敲对了关键字眼而已。但如果我说“看看海水”，就什么反应也没有了——在他们的记忆里头，没有“看看海水”这一条呢！
（费曼对当时教育现状的很多指责非常准确，切中时弊，看得我冷汗涔涔）
在巴西的教授经历
（大致复述下：因为某次搭车，被同行的人安利了南美洲如何神秘可爱，于是我们好奇心特别旺盛的费曼教授就借着讲学的机会去巴西呆了一年，期间做的事情包括：学葡萄牙语，顺便在巴西科学院用葡萄牙语演讲，一举改变了巴西科学院用英语做演讲的传统；勾搭可爱的巴西妹子们，娶到了自己的第二个老婆；加入桑巴乐团，在乐队里打鼓，还很happy地参加本地嘉年华。当然，还有本职任务——教书。结果费曼教授发现巴西教育全是死记硬背，就毫不客气地在一次有许多政府官员参加的演讲上把巴西教育制度喷得一无是处，非常辛辣地说这样的教育下我的学生里居然还有两个表现不错，结果两个学生一个表示自己是自学的，一个表示自己从小在德国接受教育的。送他来巴西的美国外交官员估计本来是想改善美巴关系的，这下只能扶额：真不应该把这种天真的家伙送到巴西去啊）
在巴西时，我很辛苦地学习当地语言，讲授物理时也坚持用葡萄牙语，到加州理工学院之后不久，巴查教授邀请我去他家参加由他做东的聚会。在我到达之前，巴查告诉他的客人：“费曼这家伙学了点葡萄牙语便觉得自己很聪明，让我们修理修理他。史密斯大太（她是百分之百的白人）是在中国长大的。我们让她用中国话来跟费曼打招呼好了。”
我呆呆地跑到巴查家，他介绍我和一大堆人见面：“费曼先生，这是某某先生。”
“很高兴能跟你会面，费曼先生。”
“这是史密斯太太。”
“费曼先生，您好！”她说，一边打躬作揖。
我是那么的意外，但很自然地觉得应该礼尚往来。于是我也很有礼貌地鞠躬，并且装出一副很有信心的样子说：“阿清，中——隆！”
“噢，我的上帝！”她惊呼起来，花容失色：“我早就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我用国语而他却会说广东话！”
（哈哈哈我大中国自带多种语系，不得不服啊）
我试着教他电磁学，但当我一提“电力”，他就告诉我他有个马达坏掉了，问我怎样才能把它修好。我想让他实际看看电磁铁怎么发生作用，便造了个小线圈，然后把一根钉子悬在半空中，一通电，钉子就自动荡进线圈中。他居然说：“噢！这就跟做爱一样嘛！”我只好死了心，物理课就此结束。
（艺术家和科学家的脑回路完全无法兼容）
画展结束后，他告诉我有个女孩子买了一幅我的画，而且她想和我谈谈，以对这幅画作更进一步的了解。这幅画的名字叫“太阳的磁潮。为了画这幅画，我特地跟科罗拉多的太阳实验室借了一张很漂亮的太阳日冕（solarprominence）照片。由于我了解太阳的磁场如何影响太阳的火焰，所以我想到了描绘磁场线条的技巧（有点像女孩飘动的头发），我希望画些其他艺术家不会想到要画的美丽东西：太阳磁场复杂、扭曲、时疏时密的线条。
我向她解释所有的想法，并且把激发我灵感的那张照片给她看。
她告诉我这个故事：她和她先生一起来参观画展，两个人都很喜欢这幅画。她提议，“我们何不干脆买下这幅画？”
但是，她先生是那种凡事都要三思而后行的人，“再考虑一下吧！”他说。
她想起几个月后就是她先生的生日，所以当天就回到展览会场，买下了这幅画，决定在她先生生日那天，给他来个意外惊喜。
那天晚上，她先生下班时垂头丧气；最后发现，他后来想买下那幅画，逗她高兴。但等他回去画展一看，却发现画已经被别人买走了。
我从这个故事里，得到一些很新鲜的启示：至少在某个层面上，我终于了解到艺术究竟是为什么而存在。艺术能为人带来快乐；你创造的东西可以令人喜爱到得而喜，失而沮丧！科学却是普遍性的、宏观的，你不大会跟那些欣赏科学的人有个别而直接的认识。
我更了解到卖画不是为了赚钱，而是让真正想要这幅画的人可以把画买回家，是让那些得不到这幅画就很难过的人能拥有这幅画，真是有趣极了。
（十项全能！魔（艺）武（物）双修！）
我参加的分组要讨论的是“教育平等之道德问题”。
而在小组会议中，那位耶稣教会牧师总是在谈论“知识的支离破碎”。他会说：“教育平等之道德的真正问题，乃是在于知识的支离破碎。”这位牧师说的跟13世纪时的情形有关，当时教育乃是由天主教会主控，世界简单得很。
上帝高高在上，一切都来自上帝，一切都很有系统。但是到了今天，要把一切都弄明白并不那么容易，因此知识变得支离破碎了。我觉得“知识的支离破碎”跟“一切”无关，但他从没有把这“一切”定义清楚，因此我也无从论证。
最后我问：“跟知识的支离破碎相关的，到底是哪些道德问题？”他的回答却只是一团团的迷雾，我说：“我听不懂，”但其他人都表示他们全听得懂，并且试着要解释给我听，但他们根本说不明白！
于是小组里的其他成员叫我写下，为什么我不觉得知识的支离破碎是个道德问题。回到下榻的宿舍，我尽其所能、很仔细地写下在我心目中“教育平等之道德问题”大概是指些什么，我又举了几个我猜是跟我们主题有关的例子。例如在教育中，我们总是造成更多的差异。如果有人在某方面很行，我们的教育制度会帮他发展这方面的才能，结果造成差异，即不平等。这是合乎道德的作法吗？我再举了几个例子之后，说虽然“知识的支离破碎”是一大问题，因为世界确实很复杂，使得学习十分困难；可是就题目本身来说，我不明白知识的支离破碎，跟教育的平等之道德问题有什么关联。
第二天，我在会议上提出我的论点，他们说：“是的，费曼先生提出了一些很有趣的观点，我们应该加以讨论；我们暂时把这些观点存档，以后再讨论。”他们全搞错了。
我在尝试把问题定义清楚。研讨会之所以开得毫无头绪，主要是因为他们连题目都没有明确地界定，因此大家都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会中有一个社会学家写了一篇我们都要读的论文，他来开会之前就写好了、我一读他的文章，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我根本看不懂他在写些什么！我猜那是因为我没有读完书单上的书。我感到很不安，觉得自己“不够格”，但最后我跟自己说，“停下来，慢慢地把一句话读完，好好弄清楚到底它说的是什么鬼东西。”
于是我停下来——随便地停——仔细读那句话。记不清它的原文了，但跟这很接近：“社会区域的个体分子常常透过形象化的、符号化的渠道获得信息。”我反复地读，把它翻译出来。你可晓得它是什么意思？“大家都阅读”！
再读下一句，发觉那一句也可以翻译出来，整篇文章便变得空洞万分了——“有些人阅读；有些人听收音机”之类；只不过他用些很华丽的包装，因此一开头根本看不懂。等我终于把它翻译出来之后，发现它根本什么也没说。
会议中只有一件还蛮有趣的事。会议上每个人说的话都是那么重要，重要得他们安排了个速记打字员在那里，把每句话记录下来。会议的第二天，速记员跑来问我：“你的职业是什么？一定不是个教授吧。”
“我就是个教授。”我说。
“哪一方面的教授？”
“物理——科学方面。”
“噢！这就是原因了。”他说。
“什么的原因？”
他说：“你看，我是速记员，我把大家说的每一句话都记录下来。但他们说的我全都听不懂，而每次你站起来问问题或者说些什么，我却能完全明白你说些什么。因此我原本以为你不可能是个教授！”
（简直把人文学科黑成狗了。。。但某种意义上觉得很有道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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